今天在和几位朋友聊天时阐述我的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思想时，谈到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价格管制，有位朋友以普遍的出租车价格管制为例要我做出解释（我没有国外生活经历，不知全球范围内出租车价格管制是否普遍，但在中国大陆是普遍的。不过在中国农村、许多县城乃至一些大城市大量存在的“摩的”，是没有价格管制的。在武汉，曾经有一种被称为“麻木”的三轮摩托车“的士”，运营10余年，遍布大街小巷，极大地方便了武汉市民的出行——但后来被政府以危害交通安全的名义取缔，也是没有价格管制的。据我的观察，这种穷人打的“摩的”，虽然普遍没有价格管制，但的确运营得非常好。）。当时我从自由市场理论出发，毫不犹豫地说这种价格管制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一定要我论证这种管制的必要性，我也只能从信息经济学出发，认为是由于消费者在与出租车经营者谈判时处于信息弱势，需要借助政府这个代理机构（agency）来与出租车经营者谈判确定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也是谈判确定的，必须符合供求定律，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不符合市场供求机制的价格，是很难得到执行的，或者说，出租车经营者在政府定价低于市场价时，也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消费者的代表）重新协商价格，使其回归到正常的市场价格。所以严格地说，这应该不算是一种价格管制，只不过是政府代替消费者来同经营者谈判确定价格而已。如果个别消费者和经营者不认同这种价格，他们完全可以谈判确定不同于政府定价的价格。因此，如果做这样的经济学解释，这种政府定价算不上是管制。
但是，绝大多数城市政府都规定了出租车的固定价格，并且出租车经营者如果不执行这种价格，还会遭到行政处罚。当然，如果这当中经营者存在欺诈，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消费者愿意出高价并成交，而事后经营者因此受到行政处罚，从经济学上看，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种价格法的执行情况怎么样呢？由于提出这个议题时我们的聊天已经接近尾声，大家似乎已经狠疲惫，故在讨论中没能深入展开。我回来后，仔细搜索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发现在我们城市中，出租车不打表，不执行价格上的国家制定法而执行市场价格的情况比较普遍。
我最近的一次关于出租车经营者不执行价格法的经历是今年6月底去山东济南在机场上的遭遇。下飞机后，我直奔出租车打车点，第一、二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山东大学（在市区），司机马上说：我这是新车，价格比一般车要贵。我想新车旧车都一样，就在机场出租车管理员的指引下上了排在第三辆的旧车（其实和前面的车新旧没有多大差别）。上了车之后，司机问完我到哪里之后，就开始骂骂咧咧。我起初还搞不清楚他骂什么，后来经仔细询问才知道，我是被机场管理员强行派给他的。因为在机场候乘客，他们要向机场交一笔管理费，加上机场候乘客成交一单生意的时间比较长，从市区到机场来往往是放空车过来，所以同样的里程，机场一笔生意的成本远比在市区做一笔生意的成本要高。经过计算，到机场候乘客的司机载短途乘客的成本远高于其按打表价格计算的收益，所以他们通常情愿不载客在机场等上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载上一个去济南郊县或者青岛等地的乘客，以实现其利润。如果不是害怕被投诉以及机场管理员的强制安排，他们是不愿意载我这样的短途乘客的（其实济南机场离济南市区远比一般的机场离市区的距离要远，我记得那次到山东大学大约花了130元——这是在我走过的城市中除了兰州之外最远的）。
另外一个相关记忆是前几天看《现代金报》的一个报道，说的是在宁波机场出租车司机普遍不愿意打表，而直接与乘客商谈价格，比如到宁波大学，打表大概50元左右，但是司机一般要收60元（我就坐了一次这个价格的），到市区30元左右，一般要收40元。如果乘客不愿意多付，他们也不愿意载。原因和济南的情况一样，因为司机到机场往往空车过去，等候一单生意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按打表价格，他们做一单生意就赔一单。对于这个现象，乘客们有抱怨和不满的（一位司机曾告诉我宁波大学的一位老师曾在多付了10块钱后又投诉他——然后他还以此为例说我们当老师的人都比较难缠，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出租车管理部门则在报纸上发表意见说：不管怎样，出租车经营者一定要打表，执行政府定价，否则将予以惩处。
这是两个司机报价高于政府定价且一般来讲乘客也愿意接受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宁波天一广场的浦发银行公交车站处，每天晚上10点多钟公交车大多收班以后，就有一大排出租车在此打出到镇海只需20元的价格招揽乘客（好像是20元，我没坐过），这显然是大大低于打表价格的，打表价格怎么也得40元。我想司机肯定不会做赔本的生意，这种价格肯定经过他们周密计算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租车司机也没有执行价格法。
回想以前我在武汉生活的时候，出租车不打表的现象非常普遍。也许因为气候的原因，武汉人的性格非常直爽，性子急，嗓门大，直来直去，甚至因此一度被人认为武汉人比较蛮横。但是，出租车不打表，在武汉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大多数情况是，不打表的价格比打表的价格要低（我记得我98年大学毕业从武昌鲁巷搬行李到汉阳古琴台上班，打出租车就没让司机打表，好像比打表要便宜20元左右）。如果你是外地人，去武汉一定要深谙讨价还价之道，一般的商品你都要在报价的基础上打一个对折来还价，否则你会吃大亏。出租车价格，由于有投诉机制，砍价的幅度比较小，但对于外地人来讲，如果你不愿意打表，一定要懂得和司机砍价。武汉的出租车市场十分发达，我觉得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只要你会砍价，你会得到对你来讲最有利的价格。
从经济学角度看，出租车不打表，通过市场供求和谈判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确定价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只要这个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由供求和竞争机制确定的价格，一般的情况下会比打表价格（政府定价）要低，因为政府定价也会在一般的情况下考虑到经营者利润，这个利润比例被固定下来，比如是5％，但是通过供求和竞争机制发现的价格，可能在这个利润率上有所减少，比如司机为了薄利多销，可能一单生意愿意只盈利2.5％，那么市场价格就要低于政府定价。在前面的机场出租车价格困境例子中，也不是政府定价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恰恰是那些自由市场的谈判机制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人愿意不按打表价格（按高于打表的价格）打车，那么，在一个时段上看，司机就会认为这个市场没有需求，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出租车供应。这样一来，此后即使有乘客愿意以打表价格甚至更高的价格来打车时，也没有车可打。因为既然在政府定价机制给定并得到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司机都会判断机场市场无利可图，自然就只做市区市场或其他市场的生意。这样，在经营者丧失一部分市场的同时，消费者也得不到服务，所谓的消费者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我以上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经济学上的。从法学来看，出租车价格管制，这是国家法规定的，是国家法通过集体理性建构的秩序（当然如果还要从经济学上看的话，如前所述，我宁愿将其解释为政府作为一个代理机构参与价格谈判，只不过是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当这个替代不符合市场法则时，就应该更改）。而出租车不打表，由交易双方协商形成一定时段内也比较容易看得见的市场价格，则是一种民间法下的秩序。这个民间法秩序肯定会和国家法秩序相冲突。你到底是相信国家的集体理性，还是相信民间的个人理性，是你判断在这个冲突中偏向何方的一个基点。在国家法缺失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民间法秩序，也就是法经济学上讲的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法过度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民间法秩序，因为从经济学的计算上看，在资源配置上，国家法基于集体理性的建构远没有民间法基于个人理性的计算有效率，尤其在市场领域，更是如此。
由此，我想到近年来学界兴起的民间法研究，除了已有的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解释学分析工具之外，是否还应该大力引入法经济学分析工具？“经济学帝国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经济学的确可以将很多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数学问题，并由此使其显得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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