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的夏天，２９岁的罗尔纲即将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毕业。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文学创作，还有一条路是研究历史。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研究历史的路。但对他一辈子起重大影响的不是这个决定，而是那天他去校长室见当时的校长胡适。在这之前，他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以求得到胡适的帮助。那天，胡适请他毕业后到家中工作。这使一个正处于人生紧要关头的年青人得以亲炙名重一时的名教授的教诲。为此，罗尔纲在１３年后专门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小书回忆这段生涯。此书出版后胡适很是看重，他在１９４８年给罗尔纲的信中说这本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３５个名誉博士更为光荣。１９５８年胡适又在台湾把这本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自费重印，作为生日回礼分赠朋友。到了罗尔纲晚年，他陆续写下一些相关文章，增补为《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也是罗尔纲先生在世时亲撰的最后一本书。
促使罗尔纲写这本书的动因，他在自序中这么说：“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胡适也提到：“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可见，“不苟且”三个字是罗尔纲先生，同时也是许多学者能够学有所成，业有专攻的治学经验。
罗尔纲师从胡适的治学经历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１９３０年７月至１９３１年９月住在胡适家中协助整理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的遗稿。该年５月胡适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并在这一年１１月举家迁往北平，罗尔纲也随同前往。第二阶段是１９３４年３月至１９３７年秋在北京期间。这期间，罗尔纲首先经过胡适的介绍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了两年助理员，主要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的工作，１９３６年８月任助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直到北京沦陷社会研究所外迁。
罗尔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可以说，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与方法与胡适的教诲分不开。首先是在治学的方法上，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的《〈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的启示》文中提到，通过帮助胡适完成《蒲松龄的生年考》及胡适考证《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过程中，他切身体验到胡适“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罗尔纲说“如果我的工作还有一点学术上的意义，如果我还说得上是适之师的一个门弟子，那么，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在这一年里亲承师教读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考证得来的。”在治学方向上，罗尔纲在《回乡省亲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一节讲到，他在胡适家时，原计划继续以前对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并写了一篇《春秋战国民族考》。胡适看了他写的部分章节后对他说：“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后来，罗尔纲在回家省亲时，由对一则史料的怀疑动而引起对太平天国史事的兴趣，成为他开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动机。可以说，由胡适从方法上对他的训练，让他对史料先存怀疑的态度，进而由于胡适对他的上述忠告，他才开始把研究方向和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面。
正如胡适所说，他很早就看重罗尔纲的“狷介”品行。这里的“狷介”按胡适的意思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胡适说：“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话虽如此，但从书中可以看到，罗尔纲的这种不苟且的治学精神也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这也和胡适对他适时的批评分不开。在该书《重入师门》一文中写到，罗尔纲开始做考证论文的时候，写了一篇《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考证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上太平军献攻上海策》的署名作者“黄畹”即王韬。这篇考证论文的初稿送胡适看后，胡适认为证据不够叫罗尔纲补充，并嘱咐他不要急着发表。经过几次反复考证研究并加以重写，胡适才认为“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这是罗尔纲第一次在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刊物（北大《国学季刊》）发表的考证文章。罗尔纲说：“从此以后，我知道要做一篇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的学术文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适之师常常教我做文章应该改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错误。”
书中还提到一件事，罗尔纲在北大做助理员的时候工资比较低，只好卖稿补助生活。文章写多了难免有些急就，因此，胡适多次严切批评他。有一次，胡适读了罗尔纲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后，写信给罗尔纲指出文章立论不足，并写到：“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胡适接着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从这本书可以看到，胡适所倡导“大胆地假设，细心地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治学方法以及他所汲汲追求的“不苟且”的治学态度，在罗尔纲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让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我想，这就是胡适当年重印这本书，也是罗尔纲晚年增补这本书出版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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