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有一本书名叫《论文字学》(DelaGrammatolo-gie)。这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章题为“书的结束，写作兴起”。他的意思是，书里没有写，写的不是书。可见德里达的书写与传统说法不同。为了与传统的书写相区别，他认为解构式的
书写是广义的，是“文字学”。
“书”的概念与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理论是一致的，符号被认作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像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符号的基础是所指(概念，意义)。
德里达试图摧毁这样的“符号”和它的逻辑，消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界线，使所指只能起能指的作用。文字不是说话的“替代”，不必符合说话的逻辑。文字学宜布了“书文明的死亡，……书的死亡无疑宣布了说话的死亡和书写历史的革命，……‘说话死亡’当然是一种隐喻：在我们谈及消失之前，必须想到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书”的概念是适合逻各斯中心论的。那么，什么是德里达理解的“写”？“我们倾向于说‘写’不仅指字面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书写的物理姿态，而且指使这种姿态成为可能的东西，指它的面貌本身。这样我们说‘写’……是外在于声音序列的：(像)电影胶片，舞蹈布置，当然也是图画式的、音乐的、雕刻的‘书写”。德里达认为这种书写脱离了一切形而上学概念(心灵，价值等)，它是经过‘涂改’的书写符号。作为一个例子，耩differance可称为德里达心目中的象形文字，它的a脱离了拼音的束缚，所以不是difference。这有点像汉字的同音异义字，只能从字形上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读音上无法区别，因而是独立于语音的。
德里达攻击的“书”可以在拍拉图的“理想国”中寻找，它是写在灵魂中的真理(好的写），一种“自然的”、外在的、普遍的写，代表所指真理系统的符号，书写逻各斯这部大书。解构主义的文本不是逻各斯中心论的“书”：“如果我使文本与书区别开，我就摧毁了书。”所谓与书区别就是与柏拉图式的真理和“好的写”相区别，书写“痕迹”与传统符号的指称物相区别。换句话，不能从“在场”的意义上理解符号。“Signisthatill-namedthing”(符号是难以被命名的东西——德里达语)。德里达在“是”和“东西”两词上面划“×”，这与Being的含义是相同的，意为留下痕迹。
以上议论把我们引到这样十个话题：德里达反复攻击的形而上学可以还原为一种表音文字的书写，他认为割断了与“音”的联系便切除了与逻各斯的联系；因为一切“书”的文字都是用表音文字写的，从属于一套严格的等级，例如说对写的支配，心灵对说的支配等等。由于从来没有非表音文字书写(按西方传统)，便没有德里达所说的“文字学”。于是他想到世界上惟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汉字——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他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话：“中国文化精神的超稳定性在于它的象形文字书写，这种书写占据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文化……象形文字的书写要求一种像中国文化那样稳定的哲学?”这段话本意是批评中国哲学不同于绝对精神(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德里达反其意而用之，他恰好批判西方精神传统。在建立
“文字学”理论时，他无法从西方传统中找到与之类似的文字。受莱布尼茨的启发，他从东方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德里达多次提到汉字与“文字学”的相似关系。文字学的诸多特征与汉字具有可比性。这种“偶然”的现象并不偶然，它引起我们其他联想：海德格尔、德里达、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有扯不断的联想。从印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科学、政治诸多领域影响很大。从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发出“西方在没落”的警告，到德里达以至后现代思潮，预兆着传统西方哲学精神危机四伏。病在何方?谁来医治?我们不能像读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读德里达(不必找德里达“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思辨性)。德里达只是借题发挥，反复念叨西方形而上学的毛病，解构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呢?我们中国研究者如何借德里达之题思考呢?
文字学的“相似家族”
德里达文字学“生造”出许多符号，这些符号相互蕴含，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除了本文已提到的differance,sousra-ture，hymen，supplement,dissemination,pharmakon,spacing,archi-ecriture,abysse,还有parasite(寄生性)，doublelineale(双重线条)，undecidable(非决定的)，incison(切口，边缘)等等。它们有“非语音的象形文字”的特征，区别于由“写音文字”引发的逻各斯传统。
在“立场”一书中，德里达列举了文字学基本符号的特点——它们都不是“概念”。“differance这个题目，当标上沉默的‘a’时，在效果上不再起一个‘概念’的作用，也不是简单‘词’的作用……它留下痕迹同时又破碎了”。关于属于differance链上的其他词，德里达认为，无法判定性(undecidables)就像pharmakon，它“既非补药亦非毒药，既不好亦不坏，既非内亦非外，即非说亦非写；supplement(增补性)既非增加亦非减少，既不替换外在性亦不替换内在性，不是偶然性，也不是本质；hymen(处女膜)既非混合亦非区别，既非同一亦非差异，既非完满的婚姻亦非贞洁，既非遮盖亦非揭示，既非内亦非外等；grammaire(文法)既非能指亦非所指，既非符号亦非东西，既非在场亦非缺失，既非肯定亦非否定等；spacing(间隔，位置关系)既非时间亦非空间；incison(切口，边缘)既非从一个出发点切割后的完整性，亦非单纯的切割……”。
这段引语很生硬，难译难懂，它们都是解构式书写(archi-ecriture)的效果，具有诸多相似性：离开逻各斯传统，离开逻辑，离开西方文化的根。
(1)“延异”(differance)
德里达选取了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a”，用它来代替法文difference(差异)中的字母“e”，成为differance，一个拼法错误的词，这词在字典中查不到，是德里达生造的字，但读音与difference完全相同，从字形上看是笔误，拼读时则掩饰了笔误，两字的差异是无法读出的。德里达造这字欲说明文字学特性：它是不守文法规则的，多方位，无秩序，一种复杂的编排结构。这仍强调从写音文字中“溢出”，用a代替e，只是字形变化，可以读它，写它，但无法听它，无法在说话中理解两字的区别(发音相同)。a与e的区别只具有文本的含义，只用手(书写)，眼(阅读)，但不用耳(听)。这与西方传统理解方式相悖(按照传统：写是写出读音，由读音可理解文字意义)，从而使理解成为静默的符号，铭刻。即使从字面上看，differance也不是一个西方文字意义上的词或概念，德里达用树叶比喻新文字有复杂的，迂回曲折的构造，不同的意义线索和方向。甚至由这个倾向东方的文字形状可以联想到古埃及的金字塔。differance中的a是个死寂的“古墓”，那里有座石碑：“假如人们知道如何破译铭刻的碑文——它近乎宣布该暴君的死亡。”这个暴君当然象征逻各斯的写音文字传统。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曾把符号的形状比作金字塔。那个神秘的“a”由于无法听到，就像那座古墓一样寂静，奇谲而庄重地残存着。于是，有了第一个比喻，这个“a”亦象征着“异域”，“死亡”之域，它是由“石块”构造的，上面刻着帝王的死讯，全部的焦点在于如何破译这古老的象形文字。
这座古墓太久远了，我们不可能从它那里听到一丝回音，以至a与e的差别早就被人遗忘了，就是德里达，虽然他做出了这种差别，但也只能在写音文字系统内生造一个想象中的a，并由此生出了种种怪论，产生诸多相互理解上的麻烦。关键是站在e的立场还是a。由a所联想的tomb(墓)不是柏拉图传统的观念或理智，倒相似于某种隐喻，它与西方文字意义上的声音或书写相背离，坐落于奇怪陌生的空间，西方文化对它实在是说不出什么，因为并不熟悉它，所以“a”是“隐晦的”，德里达也是隐晦(absence)哲学家，不是“现象学家”(present)。present代表的是e的文化(一种文字代表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讲，“a”的不清晰是它倾向的东方文化氛围造成的。就是胡塞尔也对它没有办法，它不显现自己本身，从西方文化角度谈论它，实在不可思议：它是个“莫须有”的东西。它之所以躲藏起来，就是回避不断用西方逻辑的系词“是”来界定它的性质，所以德里达不断用“它既不……亦不”，“既非，……亦非”的句型反驳对它的误解。总之一句话，它远离Being及其衍生的tobe，nottobe之类的东西。在此，也可明察为何德里达常用“痕迹”(trace)，因为trace与disappear(消逝)总联系一起。这里又出现一个悖论，即我们其实无法谈论它，因为一出口就是形而上学(用“tobe”的句子)，德里达亦承认拿这个悖论没办法，就像他得用写音文字批判写音文字一样。解构论不能自圆其说，它的“破坏作用”远远超过它的建树，它留下许许多多没有答案但有“趣味”的问题，或许是人类智力尚无法回答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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