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信息网 -> 法律评论 -> 正文
 — 新闻焦点 ——————— ■
·警方提示：近两天最易爆发短...
·律师“上书”保监会被采纳 ...
·无子女遗嘱 末代皇帝溥仪自...
·中国拟立法明确不适合女性的...
·我国将建立重大隐患排查治理...
·国务院已委托国家发改委拟订...
·甘肃立法保障公民参与立法的...
·向法官行贿被终身停业 安徽...
 — 本周法律评论热点 ———■
·新京报：高中生嫖娼后举报：...
·20余女教师被令作陪，“陪...
·中国法院网：“撞伤不如撞死...
·四川新闻网：杨代莉案告破，...
·红网：7旬女贪受审撕裂多少...
·华商报：法官也上访，还怎么...
·四川在线：两个县委书记丢官...
·人民日报：巨额罚款的背后是...
 
 — 新法速递 ——————— ■
·云南省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
·南宁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
·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结算争议...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保险营销员诚信记录管理办法
·保护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行动...
·甘肃省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守合同重信...
 
 — 最新论文 ——————— ■
·
·
·
·
·
·
·
·
·
·
 
面对“色情腐败” 社会该怎么办？
      来源:光明网  邵道生   2007年10月11日 09时47分 
   [ 相关资料 ] 　主题分类: 其他主题 
　“色情腐败”相关资料：新闻动态　法规文件　典型案件　论文文献
 
　　贪官“色腐”成为当今腐败分子的“三大流行病”——“色腐”、“贪财”和“怂子”之一，的确，单是从陈良宇这一个案来说，色情腐败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了。

　　关键是怎么治理？

　　第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干部。

　　贪官为什么好色？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其前提则是贪官身上的信仰危机。正是在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麦崇楷逐渐沉迷在吃喝玩乐之中，他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高级宾馆、酒楼、夜总会，频频光顾贵宾包房，接受异性按摩。在形形色色的人物打点下，出手大方的麦崇楷，深受“三陪”小姐的欢迎。有时欲望兴起，麦崇楷还一天两次跑去洗桑拿。 1995年初，麦崇楷到某市培训中心开会，恰逢身材适中、三十刚出头、颇有女人味的副总经理“红玫瑰”接待。两人臭味相投，各有所需，谈起话来格外投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没过多久，麦崇楷就和离异未婚、风骚娇媚的“红玫瑰”混得烂熟，终于叙出了“迟来的爱”。在麦崇楷的眼里，小他29岁的“红玫瑰”风情万种，善解人意，跟她在一起感到“异常亢奋”。而“红玫瑰”的心里，早就想攀上一座大靠山。面对麦院长，她就更加温柔地“套磁”了。麦崇楷一步一步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所以，江泽民同志说，当前需要着重抓好的几项教育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就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的确，对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有人不信，那么，就看一看一些腐败分子是怎么说的吧！

　　2000年最为闻名的大贪官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那个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的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有一个“小干部”中共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得更是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既然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了，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记光了，想到的是赤裸裸的一个我字，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自变成了“最彻底的现、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

　　既然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又何必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什么公仆不公仆的，那不过是一种说教，最最重要的是一个钱字。所以，“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既然“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又何不称自己有权时狠狠地捞上一笔呢？于是，他们就认为：“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发了疯似地捞钱，捞了钱以后转移到国外，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竟化了1150万元托港商张静将这笔钱转到香港，占全部款项的1/4以上。

　　现实确是像江泽民同志指出，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有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跌入了腐败的泥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的丧失的确是一些领导干部陷入腐败泥坑的最重要因素。

　　总之，诚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丝毫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一个领导将这两个东西发生危机后，就会步入歧途。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广大干部，尤其是信仰教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

　　第二，作为当官的要锁住自己的欲望。

　　荀子说：“人生而有欲。”

　　所以，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的。

　　所以，人就既有较低级的生存欲，如食欲、物欲、性欲（或色欲）、财欲，也有较高层次发展欲，如权力欲（或领袖欲）、名誉欲、地位欲……

　　的确，看一看当今的贪官，有哪一个不是受欲望的诱惑而掉进了泥坑？有哪一个不是因纵欲而蹲大狱，而掉脑袋的？

　　的确，人一旦到了纵欲的程度，就会“昏蔽而昧理义”，就会数典忘祖，就会丧失本有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譬如，自己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是谁将自己培养得人模人样的？自己当初是怎样奋斗拼搏的？自己在入党宣了什么誓言？自己当官究竟为了谁？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党带来什么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问题，都是不能忘了的。但是，贪官们因为一个“贪”字，都被抛弃了。也许在某个时候还能记得起来，但这已是在狱中的事了。

　　人一旦到了纵欲的境地，就会什么都干得出来。古人曰：“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在被双规的省部级官员里，重庆市原宣传部长张宗海不但好赌，还好色。张宗海被宣布“双规”时，办案人员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据说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人一旦为欲望所支配，是什么样的后果都不会考虑的。

　　纵欲确能给贪官们带来一时的风光，能让他们享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欢乐，但诚如汉学人刘彻的“欢乐极兮哀情多”所说的那样，最后的结果总是以悲剧收场。

　　对欲望究竟该怎么办？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曾有一位纵欲者问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难道你没有欲望吗？”这位哲人回答说：“有。可我是欲望的主宰，而你是欲望的奴隶。”所以，在现代社会不可能要求人们无欲，不可能要求人们去做清教徒，合情合理的欲望还是要的，该争取的还得要争取，关键是要做到欲望的平衡、朴实、理智、知足。

　　所谓欲望的平衡，指的是让自己的生物性欲望和社会性欲望、低级欲望和高级欲望之间的平衡。尤其对诸如物欲、财欲、色欲这些生物性欲望的位置，一定要放得正，一定要与人的社会性责任和义务相平衡，要受它们的制约。

　　所谓欲望的朴实，指的是要使自己的欲望现实一点，合理一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实现自己的欲望也应是力所能及，决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好高务远。

　　所谓欲望的理智，指的是要让欲望受自己理性的支配，自己要有意识地让欲望受社会的风俗、道德、法律、习惯、规范、纪律等等的“管制”之下，不会产生那些肮脏的、邪恶的、伤天害理的行为。

　　所谓欲望的知足，指的是不要让欲望无度，要懂得节制。明未凊初有一本名叫《解人颐》的书，对欲望的节制作了这样的描述：“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当了县丞嫌官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的确，如果在一个人不会节欲，就会欲上加欲，就会使欲望変为贪欲。。

　　总之，做到了这些，就不会受欲望的诱惑，人便会锁住自己的欲望，就能做到欲望的自律，人一到那样的境界，就会自由了，当官的就是一个清官，而不是贪官。

　　第三，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抓住“苗头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还规定：当“发现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党委（党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苗头性问题”概念。显然，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然而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令人深思的“社会学概念”。

　　“苗头性问题”？！这个词的确既很通俗，又很新鲜，也很重要。很多腐败干部为什么会送上审判台、押上断头台？原因之一就是：腐败分子本人并不将“苗头性问题”当回事，而包括纪检在內的组织和领导亦没有将“苗头性问题”当作问题来抓。所以，有的腐败分子在出事后这样说：“当时要是有传媒的大胆监督，要有纪委的及时诫勉谈话，要有公民的及时举报，要有检察机关的及时介入，要有规章制度的制约，要有亲朋好友的及时提醒……又怎能走上腐败之路？”还有的腐败分子在法庭上说：“假如我当年第一次利用职权，将国家的房子无偿送人的时候，报纸把我揭露出来，或者检察机关马上设立特别检察官，对我进行调查，我何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大不了二三年徒刑而已，更不要说如果有严厉的监督机制，我压根儿就不可能有腐败的开始。”

　　那么，什么是“苗头性问题”？又怎么掌握？这纯粹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因而笔者只能根据自己多年反腐败之“感性经验”作一个“经验性回答”。一般来说，大致当一个领导干部出现以下这些“情况”时，就可算作是“苗头性问题”了。

　　第一， 若一个领导干部“口碑”极多又极差时，就可以算是一个 “苗头性问题”了。

　　第二，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家族系统都当官、都暴富时，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第三，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夫人莫名其妙地出了国，在国外还有“资产”或一掷千金时，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第四，若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富朋友”、没有“穷朋友”，整天只是围着“款爷”转，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第五，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周围经常有漂亮的、时髦的女郎出入，外出公干、考察都有靓丽的女子相伴时，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因此，对贪官的“爱情故事”不能当“黄段子”说说笑笑，应引以为戒，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干部，一直以来我们把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当作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就是这些小问题酿成了大问题， 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官员婚外情、婚外恋也管了。我们各级纪委都提出了监督官员的“八小时以外”，还要看官员的交际圈，这些都是对官员的爱护。我们要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要当人民的好公仆，不要某些小人的“私仆”。要主动出击，　第四，我认为法律应该干预色情腐败。

　　色情腐败的危害性已严重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色情贿赂者通过腐蚀、蜕化公司企业有经营管理权的人员或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逼其利用手中的权利达到实现获取某种利益的目的。利用色情服务大搞破坏活动，已严重影响着国家稳定的大局，它是许多犯罪的直接导火锁，是冲击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顽症。所以，学者金卫东认为，“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如同财物犯罪一样，反映了贿赂罪的实质————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就诱惑力而言，“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有时甚至超过财物贿赂。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征，滋生腐败、导致权力质变、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我国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

　　此外，如果将贪官和情妇之间的关系看作权与色的交易，那么，如果要铲除这种畸形交易市场，减少倒在“石榴裙”下的官员，仅有对贪官这一“买方”的惩处还不够，对身为“卖方”的“石榴裙”供应链也必须发出明确的禁入警告。要让那些试图进入“市场”或者已经甘当贪官情妇的女人，通过每宗贪官案件中涉案情妇应有下场的信息传播，充分认识到当情妇的高度“执业”风险，知难而退。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说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吗？那么这个“国际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贿赂，根据冯象先生的介绍，按照美国联邦法律，“任何给付、应允，只要其物质或精神上的好处为双方当事人主观认可，如果其他要件（比如‘公务行为’）也得到满足，就是贿赂。”（如此宽泛的定义，“肉弹”或“性服务”自然属贿赂无疑。美国将“非财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一项内容，该国的（刑法）、《反歧视法》均将色情贿赂（性服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美国的《刑法》、《反歧视法》就明确规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我国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防止贿赂条例）中第四章［贿赂］一节中第一条就规定了贿赂是一种犯罪，即“任何人（不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利益，作为该公职人员作出以下行为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该公职人员作出以下行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属犯罪。” 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基本界定就是三性：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根据上述笔者的阐述，以色情为贿赂手段进行的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基本原则和犯罪的构成要件。

　　法律的功能是什么？也许一万名法律学家有一万种阐述。但是，依我这个社会学工作者的观点来看，当某种社会行为普遍地损害或危及到社会利益时，那么，法律就应该去限制它、惩罚它，缩小它对社会的危害性、破坏性。对某种危害社会的现象法律“管不了”时，那么，就要对现时的法律进行反思，就要修改，就要补充，就要发展，就要“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改错误。”[1]

　　这叫什么？这就叫“与时俱进”。法律失去了这一特点，也就失去了活性，不是“活法”，而是“死法”。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礎，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随时可以改变。……只能在自己的活动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2]

　　当今“色贿”的现状如何？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有95%的人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有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包二奶”；甚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到情妇。”的确，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经到了疯狂的发指程度。

　　所以，当今谁都不会否认“色贿”在腐败中的作用和地位，谁都承认听任“色贿”发展后果的严重性，谁也不会公开提出不要治理“色贿”现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将它拒之门外。譬如，湖北正式开庭审理臭名昭著的五毒书记张二江案，公诉人起诉的罪行中仅提到“受贿”、“贪污”，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引人关注的张二江的“吹、嫖、赌”三毒却只字未提，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张二江的“五毒”是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没有“吹、嫖、赌”哪会有“受贿”和“贪污”？！

　　问题是怎样治理？无非是两种：道德的和法律的。只靠 “道德教化”？恐怕连最高明的道德学家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会显得“厎气不足”，想想也是这样，这些嗜好色情的贪官有哪一个不是道德教化的“专家”？！既然无用，又不能听任自流，怎么办？只能求救于法律，然而有不少法律学家却提出了法律对此只能采取爱莫能助 “见死不救”的态度。

　　“理由”之一：“色贿”只是官员的“个人隐私”，“一个法制国家，对于性的问题，不应该干预太多”。此观点对否？荒唐！克林顿与苿文斯基的性丒闻是总统的“个人隐私”吗？难道美国的媒介“干预太多”了吗？非也。一个人一旦挑起了管人的“公权”，那么，与此相应的这位“官人”便失去了寻花问柳的“个人隐私”权。

　　“理由”之二：男女关系只是道德品质问题，不能上升到法律问题。有的人还认为：“‘性贿赂’与‘有感情’难界定，不能把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简单地上升到犯罪或道德品质问题。”此种“说法”如何？似是而非。对一个贪官，送金钱、房子、汽车与送女人之间有没有质的区别？行贿者是不是出自同一个目的？其结果是不是都是侵犯了公权？其实，只要不持有任何偏见，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即在送金钱、房子、汽车与送女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行贿者的目的是相同的，其结果侵犯的是公务人员廉洁性，侵犯的是社会的公权，与公民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谈不上任何隐私不隐私的。

　　“理由”之三：“‘性贿赂’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 认为“‘性交易’只是一种行为，一种感受，难以用数量计算和衡量。”这一观点实是为其推诿寻找借口。其内涵有什么不可确定的？用10万贿赂换取权力者100万的“利润”可以用来定罪，用10个女人换取100万“利润”却可以不予处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便宜事”？！这不等于鼓励一些奷商们去实施“性贿赂”吗？！其实，“性贿赂”就是用色进行交易，主观上目的明确，客观上亦达到了目的，其内涵是最确定不过的，至于“具体操作”，我想，既非用“一次性交易”去定罪，也非用“一个贪官有几个情妇”去量刑，而是可以按照权色交换后社会损失的量（即交易额）去定罪量刑。

　　“理由”之四：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允许将“性贿赂”定罪量刑，国人是不会接受的。搬出这一条是够吓人的。然，这个“传统文化”是属“精华”还是“糟粕”？一问这个问题，大旗就当不了虎皮了。至于国人是不是接受，还是看看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的呼声。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日前特委托北京东方枫叶咨询有限公司对全国公众进行了专项调查，在是否要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罪”的问题上，有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性贿赂罪”，6.2%的公众认为不应该增加，9.1%的公众回答不清楚。

　　理由之五：有人还杞人忧天式地说：“现在出了个‘张二江’，若今后出个‘张二红’，养几个情夫，又如何定性？”依我之见，若真有了法律，“张二江”要依法处理，“张二红”在要依法处理，只要他或她都是公权人物，都拿性作为交易，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男女有别”。

　　那么，在新的法律没有制定之前怎么办？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一点：“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 （美国国会顾问罗森伯格）

　　理由之六：《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刑法》规定贿赂必须是财物和金钱，而不包括非财物性的东西，如提供劳务、免费旅游，提供色情服务等。正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使得许多行贿人规避法律，不直接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财物和金钱，而是通过提供非财物性贿赂达到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司法人员对于这些非财物性的行贿方式，虽然明知其社会危害性严重，不亚于财物贿赂，应该给予惩处，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只能望“法”兴叹。

　　总之，法律也应该是与时俱进，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见死不救”！

　　注释：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濩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5页。
 匿名 │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换张图
             
 
  [ 相关新闻 ]
·黄金周的“七年之痒”
·“整风”要靠落到实处的制度
·用百姓权利约束政府权力
·郑州拟修改物业管理条例草案
·职务犯罪十大特点：有人边腐边升 色情腐败危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