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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砌长城的公务员为何不想说
      来源:信息时报  李斌   2007年11月13日 14时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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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赌博”相关资料：新闻动态　法规文件　典型案件　论文文献
 
　　“深圳某局中层领导被举报上班时间去餐馆聚众赌博”(《南方都市报》11月12日)。虽然目前仍欠缺来自相关部门就该事件的官方说法，但从新闻中的某些描述，我们不难推断事件的性质。譬如说将下列词语串连在一起，“上班时间”、“公务用车”、“餐馆包间”、“数着一沓百元钞票”……其暧昧指数就已经呼之欲出。再有“民政局科长替当环卫工人的妻子扫街三年 不给家人办低保”(《东方今报》11月12日)作为参照，虽然在程度上未必能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之类的行为相提并论，至少是有违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或者行为规范的。

　　据悉，早在2004年9月29日，深圳市纪委率先在全国出台有奖举报干部赌博制度，对干部提出5条禁令。当地过往更是有龙岗6名公职人员被查、福田3名处级干部参赌遭免职并立案调查等案例。换句话说，已有制度建构和监察实践，我们这些纳税人，只需静待事件进入正式的纠错程序。

　　但是，事件的曝光得益于一位神秘男子的举报。而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有其局限性的，例如报道中，一个面目可憎的“某”字，就掩盖了一些关键真相，使得揭弊力度大打折扣。前述的有奖举报制度却规定：凡举报公职人员违规的，一经查实，查获赌资的一半用于奖励举报人。那么，缘何举报人不选择这种既能获得回报、更能彰显效果的方式？

　　这种貌似违背常理的取舍之间的心态，或许可以与一些旁观者的心态并举。他们热衷分析举报者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对事件中可能存在的权力斗争因素的兴趣，甚至大过对参赌者的真实身份、相关部门态度如何以及是否介入的追问。有人更以为，报道的采写者只不过是充当了人家权力斗争的一个枪手而已。对于腐败行为，不是义愤填膺，还有一丝艳羡的情绪——是什么抬升了对公务员行为规范的社会容忍度？西谚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城”自然也不是一天砌成的。

　　过往的一些新闻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他们是如何发现更好的“娱乐项目”的。而不管是上班离岗打麻将、还是上班玩游戏、洗澡……都涉及到一个职业伦理建设的命题。而在行政领域，当前的职业伦理建设最关注的是官员腐败的问题。笔者总觉得还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官员腐败固然危及政治的稳定，但比腐败更可怕的是官员对公众的冷漠，这会危及权力的合法性。有时候，恰恰是这种冷漠助长了腐败形式的多样化。

　　从报道可见，参赌者没有否认他们是某局的，“均保持沉默，没有出声”。这是唱的那一出？以常理推断，“我不想说”，大抵是理亏心虚之下，担心言多必失。但笔者以为，官员冷漠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些机关单位缺乏对公众负责的伦理向度，或者说在行政伦理中，这个向度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们或许以为，自己并不是犯了什么大错，只是不太健康的办公室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被曝光也只是运气不佳或得罪某些人，而不会敬畏制度的制约因素。为什么有不少人会担心，该局的领导其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整顿工作作风，反倒可能因此加大对“内鬼”的查处力度、清除影响内部“团结”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确信，对部分官员来说，这个向度根本就是虚拟的、不需要实际遵循的。

　　有论者指出，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也由于腐败和官僚病在公众当中留下的恶劣印象，相当一段时期以来，行政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此时非常需要有对于政府行为、公共政策、以及官员能力的具备公信力的社会评价。而要形成这样的社会评价，用生动活泼的公民社会民主过程来监督权力运行、优化行政决策内部程序是必备的基础。

　　假如权力运行的社会能见度并未提升，公众的关注往往就因无处着力而被消解。前述被查处的福田3名处级干部其确切身份，公众也是因有知情人士向媒体爆料才得知，如此，对于这种举报制度其效力又怎能服膺？他们未必不知道谁举报不重要，关键是情节是否属实、处理结果怎样的道理。但是，作为升斗小民，对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赌”的行为，所蕴含的纳税人的血汗被浪费挥霍的切肤之痛，他们未必能有直观感受。与他们切身相关的，是他们办事时那些“人民公仆”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如何的问题。既然服务费比较“贵”(腐败)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服务态度总不能比计划经济时代卖猪肉的还差吧？久而久之，就出现公务员犯错被弹性解读的情况，进而言之，他们对这些不是很上“档次”的腐败形式不感冒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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