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人文学科目前处在一个所谓“边沿化”的比较困难的时期。从各个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挑选专业的趋向可以看出，真正愿意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越来越少，有些学科已经后继无人。记得1983年我当过北大中文系的班主任，一个班50个学生中就有9个高考的省市“状元”。而现在“状元”几乎都到热门的应用性专业去了。近年来北大中文系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第一志愿报考录取的。有的基础性文科专业甚至连一个第一志愿的都没有。这真是有点戏剧性的变化。十多年前，从事人文学科的工作是那样令人羡慕，那时诞生了许多“文化英雄”，一部创作或一篇论文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具体说来，是市场经济铺开，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实利化，“无用之用”的人文学科就不再那么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确实是逐步从中心转移到边沿。
平心而论，这种“转变”有历史的合理性。象1980年代人文学科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蜜月期”，毕竟只是特定时期的现象。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人文学科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位置，被赋予格外沉重的使命，受到特别的重视。拉开距离看，这不见得是正常的。现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去搞经济，社会投入也更多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倾斜，这是必然的带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选择。我们应当用平常心来看待这种变化，看到其中的合理性，积极应对这种转变，重新考虑人文学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地位。这样的时候，人文学者特别需要有承担意识。
讲“承担”并非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人文学科“包打天下”的功能，而是恰如其分地估价和发挥人文学科的“无用之用”，使我们的工作在文化积累以及民族精神建设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左右，能沉下心来做学问，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就是一种“承担”。
现在学风浮泛，学术价值标准混乱，科学主义盛行，对人文学科简直是一种“自残”。比如文学研究与评论，总得有一定的标准，光是讲无价值判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不能进行，只能是自说自话。还有就是过分强调研究立场的超然，把本来很鲜活的文学现象也硬是作为干巴巴的“知识”来“考古”，这样的论著可能显得别致，但毕竟又是隔岸观火，无关痛痒。失去必要的历史感和分寸感，失去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标准，到头来也就可能颠覆了自己的研究。每年出版发表的论著很多，报纸刊物上“做秀”张扬的著作也不少，然而真正有学术推进意义，或者能引起关注与讨论的又有多少？人文学科是要讲积累的，但现在似乎是文化“消费”更能见效。有些学者仍然是在认真做学问，他们发现某个问题，长时间扎扎实实下功夫做出了成果，可是大量类似的短拼快的学术泡沫马上充斥左右，反而把真正好的学术成果给淹没了，把学者本来认真的心态给破坏了。这就是所谓学术生态问题。大家都疲于奔命去争各种学术量化的指标，都为了创新而创新，学术生产的机制当然就会出问题，学术生态泡沫化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有责任抵制不良学风，改善学术生态，但也要有思想准备，估计这种状况短时期是不可能好转的。因此人文学者要有承担意识，即是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学术环境中尽可能保持一份学术的尊严，一种学问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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