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换届选举期间，平顶山市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都收到了一条辱骂时任平顶山市委书记邓永俭的短信，来自陌生的电话号码。对这条短信，平顶山市上上下下都十分敏感，迅速上报到公安部。短信发布者很快被锁定：时任平顶山市新华区委书记的杜欣。很快，杜欣被查处。他不仅交代了“短信事件”，还交代了贪污、受贿等犯罪事实：在担任新华区委书记的8年间，共收受149人的近千万元贿赂。（《检察日报》2月26日）
又一条蠹虫被揪了出来，诚然大快人心。可是，痛快之余，笔者不由得假设起来：假使不出现“短信事件”，杜欣的特大腐败案能够被捅出来吗？想来答案是否定的，他将依旧安享尊荣，做他的区委书记或者荣升其他什么“长”。
对短信事件，“上上下下敏感”，查处起来雷厉风行，“迅速”，“很快”；而对涉案千万的特大腐败，不是因为短信事件，则根本不予留意，我们的有关部门何以反应如此迟钝？
查处特大腐败案和侦破短信事件，哪一个更重要？不言自明；可是，为什么在有关部门的手里，短信事件能“马上”、“迅速”侦破，而对特大腐败案，则懵然不觉呢？是因为难以查处么？通常来说，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丰富的官场经验者，敢于以短信的形式诽谤谩骂领导，多多少少会有恃无恐，因为如今社会，电信业务浩如烟海，没有足够的警力，没有多方协调，区区一条短信，要准确查处，太过艰难。当然，比较起涉案资金达1000万元的特大腐败案，查处起来，毕竟轻松得多。但是，杜欣的腐败历时8年，收受了多达149人的贿赂，贿额近千万元，难道就没一点蛛丝马迹？杜欣莫非学会了孙悟空的本事，会障眼法不成？俗话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界上不存在永远捂得住盖子的酱缸。而且，杜欣的手段并不见得如何高明，仅仅因为短信事件，他就把自己的特大腐败罪行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倒了出来，足见只要我们的有关部门有反腐决心，大多数腐败案都可以轻易地查明真相。
可是，为什么杜欣能够长期窃据区委书记宝座，大肆收受贿赂，历8年而不倒？对比短信事件的迅速被查处，我们可以窥见端倪：短信事件直接影响了市委书记的形象，“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对某些领导干部来说，这是比天还大的大事，当然得予以雷霆一击。而特大腐败案，受害的则仅仅是无权无勇的普通百姓，是和个人关系不大的国家利益。我们的有关部门，自然可以不闻不问或少闻少问了。
如果能像爱护个人形象一样爱护国家利益，民众利益，把特大腐败案看得和领导形象受损的短信事件同等重要，腐败分子还能够肆无忌惮地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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