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读书》2002年第5期出自汪晖手笔的“编辑手记”中的一段文字，产生了不安之感，这不仅与作者本人有关，更与《读书》如何处理公共事务，与它的方向和形象有关。现向你们表达我的看法，并请求将此信以“来函照登”之类的形式在《读书》上刊出。
“编辑手记”中的这段话是：“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
我想，这是针对雷颐2001年年中公布与哈贝马斯见面时的谈话部分内容而发的，涉及到中国当前对立的两个思想、学术派别之争。
我参加了那次与哈贝马斯的会见，哈贝马斯在谈话中，确实对被称之为“新左派”的某些观点作了批评，确实提到了汪晖的观点，在谈到通过阅读了解汪晖的观点时，确实说了一句与汪晖见过面。参加会见的有多人，不止一人未涉入两派之争从而没有派别偏见，基于常识可以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基本事实故意歪曲、捏造，而不怕被揭穿。我完全可以设想，哈贝马斯可能在另外的场合对我支持的立场，甚至对我本人的观点表示不赞成。如果有人引证这种批评，我会考虑是否真有那么回事，以及这批评有多大意义、多少分量，而不会轻易地只斥之为“流言”。
哈贝马斯是通过阅读还是通过当面交谈了解到汪晖的观点，并不决定他是否真正批评过其中某些看法，以及批评得是否正确。至于哈贝马斯是否见过汪晖，既然汪晖现在断然否认，同样基于常识，我认为事实上不存在相见。情况可能是哈贝马斯记错了，从而说错了：或者是，翻译错了。
汪晖的澄清是正当的，但他断言，雷颐“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即是说，雷颐故意造谣，不知根据何在？而“历史学者”的“凭空考证”，即是滥用历史学考证技巧，以陷构之心，收罗、曲解证据，就像文革时戚本羽对刘少奇、姚文元对吴晗那样。难道真有理由这么说？雷颐除了重复哈贝马斯的话之外，哪里作了什么考证？汪晖能说出雷颐是如何“凭空考证”的吗？
我写此信，关键还不在于上述辨析。我认为，汪晖滥用了他的《读书》主编的职位和权力。
雷颐针对汪晖的说法，是对他本人，既未针对《读书》，也未针对他作为主编的职务行为。而“编辑手记”是《读书》主编就编务（或可扩大到与编务有关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感想的专用空间，汪晖不在署名文章中，而在“编辑手记”中发表反击雷颐的言论，读者会问：这是不是《读书》编辑部对雷颐的态度？
我记得，沈昌文先生执掌《读书》编务时，此栏目叫“阁楼人语”，从未见他利用这种话语特权介入思想学派之争，回应针对他个人的意见。
还应该指出，雷颐引述哈贝马斯的评论，只是出现在一个网站的讨论区，而汪晖利用主编职务之便，在《读书》这么一家发行量大、影响大的刊物上以“编辑手记”的方式反击，是不公平的，也是滥用职权。汪晖有权还击雷颐，但不应该在受委托主持的刊物上，更不应该在“编辑手记”中作这件事。
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他一旦担任了某种公共职务，就会受到限制，就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滥用职权，或避免有滥用职权的嫌疑。正如上次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我的不同意见，不是出于与汪晖观点对立，也不是出于认为他水平不够，而是针对他的主编职位。我上次反复讲的是关于程序公正的道理，此信想表达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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